本文作者： 余红光， 刘佳婷， 鲁琦
2008年第4期(复总第70期)船山学刊ChuanshanJournalNo．4，2008(rest．totNo．70)《国朝先正事略》的史料价值余红光t，刘佳婷：，鲁琦，浅析(1，3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，湖南长沙4102002．长沙环境保护职业学院，湖南长沙410404)摘要：本文在概述李元度生平及著述的基础上。探讨了<国朝先正事略》在清史研究中的地位争作用，评析了该书的史料价值，同时也分析了它存在的缺陷与不足。关键词：《国朝先正事略》李元度史料价值缺憾中图分类号：G119文献标识码：A文章编号：1004-7387(2008)03-016902一、李元度及其<国朝先正事略>李元度(182l1887)，字笏庭，号次青，自号天岳山樵，晚年更号超然老人，今湖南省平江县中沙村人，清朝大臣，学者。著有<国朝先正事略)(以下简称《事略》)60卷、《天岳山馆文钞)40卷、<天岳山馆诗集)12卷、《四书广义)14卷、《国朝彤史略)10卷、<名贤遗事录>2卷、<平江十三君子事略》2卷，并主篡《南岳志)26卷、同治《平江县志)58卷，此外尚有《小题正鹄’、《杜墓考>等单篇文章。他的《事略》篇帙繁浩、内容宏富，在私人编撰的清代史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。它虽非一流的史学著作，但就研治清史而言，其“裨益于史学甚伟，学者不可不披览之”(《中国近代史论丛)。李元度《事略>的撰写始于同治三年(1864年)，终于同治五年(1866年)，而其记事则始于天命元年(1616年)，终于其开始撰写的同治三年。
全书60卷，一百余万字，分名臣、名儒、经学、文苑、遗逸、循良、孝义等七门，共记述清代人物1108人(其中立正传者500人，附传者608人)。
《事略》的撰写虽只费时二年，但据其《凡例>所说，是“三十年日力，多费于此。”可见李元度在此书撰写上几乎是耗费了他自己的大半生精力的。李元度三十年来之所以孜孜于此书，是因为他觉得清代“二百余年。名卿巨儒，鸿达魁垒之士应运而起者，不可殚数。其哥谟政绩，具在国史，类非草野之士所能窥而其遗闻佚事、嘉言懿行，往往散见于诸家文集中，特未有荟萃成书，以备掌故而为徼文考献之助者耳。”因此“备掌故”、“徼文考献”是李元度写作该书的直接动因，这也是他作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所具备的博大胸怀。另一方面，该书也存在着他作为封建文人的局限，如他声称该书的撰写目的就是要“使阅者知所效法，可以坐言起行”，要使阅者“油然而生忠孝之心”。然而瑕不掩瑜，《事略》以其卷帙之繁富、取材存史之详赡、所持学术思想之谨严、记述人物之详备等特色，在浩如烟海的清代人物传记之中脱颖而出，对清代综合性的大型人物传记具有开创性的作用。二、‘国朝先正事略)的史学价值<事略》成书之后，在海内外影响颇大。
李元度自谓该书“为海内名流所许可”(见李元度《天岳山馆文钞》卷36《答与太守敏华书>)。曾国藩也为之作序，并称赞该书“矜炼岁月，慎褒贬于锱铢，酌群言而取衷”，“博雅公核”，“上跻周家雅颂誓诰之林”，因而“必可风行海内，传之不朽”。清末学者朱孔彰也说：“读其书者，恍然如与先贤晤，而动其诫敬仰慕之心。”(《事略续编》朱孔彰序)今人萧一山说是书“删繁就简，别有义法”(《中国近代史论丛>)。冯尔康也说该书“颇有史料价值”。然而上述诸人只是就该书作一总体的评价，很少深入论述其史学价值和贡献。
概言之，《事略>的史学价值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(一)继承“实录”传统，实事求是、直笔不阿。虽然其《自序>和《凡例》声称清王朝“列圣相承，重熙累洽，炳焉与三代同风”、“治跻隆古，主圣臣贤”，不免有歌功颂德之嫌，并且指出该书的撰写目的就是要将列圣的“深仁厚泽”、名公巨儒的“勋绩议论、嘉言懿行”著之篇籍，使其传之不朽，但在实际的撰写过程中，他往往超越了这一主观意图，对当时人物及其事迹进行了如实的描述。首先，李元度的“实录”并不回避当时的最高统治者，在清代文字狱风行的情况下，表现出极大勇气。如他记述康熙皇帝于公元1866年秋天到瀛台教各位皇子学习骑射时，侍讲徐梦公收稿日期：2008-4312--06作者简介：余红光(1971一)，男，湖南平江人，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、学报编辑。文学硕士。主要研究方向：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、文学理论与批评等。刘佳婷(1982一)，女，湖南长沙人，湖南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教师，硕士。主要研究方向：公共管理、中国传统文化等。
鲁琦(1982一)，男，湖南长沙人，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。主要研究方向：英语言文学、比较文学等。一169-“不能挽强”，因而“龙颜大怒”，下令将徐打成重伤，籍没其家产，并将其双亲远戍黑龙江。虽后经徐的哀泣、大臣的祈求，其父母的远戍得免，然此事却生动地体现了封建专制政体下帝王的淫威，揭示出封建社会中大臣们“伴君如伴虎”的无奈与悲哀。其次，李元度在具体的记述中，也能透露出日薄西山的封建王朝的腐败信息。如其姚文田传中所录的姚的奏折：“衣食粗足之家，一经官讼连染资产已荡然矣。彼所控讦者不过一人，而牵涉常至十数，受丁胥之鱼肉，往往道毙而瘐死。一案未结，而事外之被累者相踵，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数十人。
”可见腐败的清季刑狱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。尤为重要的是，他认为史家的职责就是秉笔直书，反对曲笔篡改。他说：“公私著述，倘挟恩怨于其间，即其书可烧也，是编自信无此弊。”事实上，《事略》的确秉承了“实录”这一史家的基本原则。如他专立遗逸一门，辑录海内外63位遗逸之民、草野之士的遗闻逸事。特别是他对这些遗民们不食周粟、不事二姓的态度予以较为详细的记述，在字里行间也反映出他的价值取向。
李元度将这些忠于明室的遗民们视为“先正”，为之立传，客观上起到了宣扬反清思想的作用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主的进程，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。另外，像对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三大硕儒事迹的记述，他也直书不讳，极力宣扬他们谒孝陵、思陵，与复社起兵反清的事迹。(二)不少史事记述赅备，可补正史之阙。《事略》与不少杂出众手的大型官修史书以及私家著述比较起来，显得取材充分、记述详备。有清一代，史料最丰者莫过于《清史列传》，《事略》虽大多取材于此，然两者相较，则不难发现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，因而史料显得尤为可贵。如《清史列传》记述陈鹏年康熙四十年时仅有“授山阳知县，迁海州知”知一句，且语焉不详，更未述及其政绩、情性而《事略》则谓“补山阳知县，上书巡抚宋公荦，谓陈民所不便与己所欲为者，请勿拘常格。宋韪其言。
山阳本泽国，田没于水，征赋不及额，户部持之。公上言，死不再生，逃不复业。卒得请会霖潦，将溢河堤，总兵将启东岸闸泄水。公日：‘奈何东岸七州县为鱼乎?请以身祷。’河堤动，左右却走，公山立，不变色。”这就通过一系列细致生动的描述，刻画出一位为民请命、身先士卒、临危不惧的正直士人的形象。(三)结构宏大，取材丰富,相关的。
作为私家著述的《事略》共60卷，一百余万字，分名臣、名儒、经学、文苑、遗逸、循良、孝义等七门，共记述清代人物1108人，可见其规模之宏大。
而在史料的来源方面，《事略》确实做到了广访博咨，取材丰富。其中史料有来自《国史》者，有来自私家传志、郡邑志乘以及地理著作者，还有来自政府的各种文献档案者。
此外，李元度并不满足于固有的文献资料，而且亲力亲为、多方咨访，实地调查，以求获得第一手的材料。
他在采集史料时，必“历验诸人，情慕其人”，必“详问其人性情、状貌与先世家风，及微时所托业。”同时他认为详细述录人物的逸事是“义在拾遗”，而“为正史之羽翼”。而对各种史志中的传说异辞，在一时尚难确定真伪的情况下，李元度并不妄下断语，而是本着“存异”的精神，对各种传闻兼收并蓄，因而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清史的许多原始资料。一170一(四)在学术思想上以兼容并包为指导。极少有门户之见。李元度于道光十九、二十年就读予岳麓书院，师事当时著名学者欧阳厚均先生，所研习者主要为宋学。然而李元度在笃信宋学的同时，并不持门户之见而排斥汉学。其《事略》中既立“名儒”一门，为大批宋学家立传，又立“经学”-fl，为众多的汉学家立传，并对汉学家予以很高的评价。
如他说惠栋“世守古学”，“拟诸汉儒，当在何邵公、服子慎之间，马融、赵歧辈不能及也。”又说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是“自长洲惠氏父子孙外，盖鲜见其匹。”他十分不满清代学术界中宋学、汉学壁垒森严的情形，指出：“江子屏作《汉学师承记》，凡稍近宋学者皆摈之阮文达刻《皇清经解》千四百余卷，而安溪、望溪之著述一字不收：盖几于分茅设麓。一时风气所趋，遂专以搜残举碎当功，诋宋儒为空疏，抨击不遗余力，折又过矣。”这里批评了江藩、阮元等人摈弃宋学的门户之见，并指出这在当时已形成风气而“专以搜残举碎”为功。此后，他又对宋学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评价，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，也指出其弱点，并说明宋学之摈弃汉学也是一种门户之见。
因而主张“汉儒之训诂，宋儒之义理，相须而行，朗一不可”，应当“主宋儒之说而兼采汉、唐注疏”，倡导汉宋兼采，互相尊重，取长补短。这当然也是和他选择史料时的“博观”、“慎取”原则密切相关的。三、<国朝先正事略>的缺憾《事略》虽然在清史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，然而我们在研治清史、参考其史料时又不得不注意其缺陷。概言之，《事略》的缺憾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：(一)歌功颂德的著作态度和宣扬“忠”、“义”的价值取向。如前所述，《事略》撰写的主观倾向是欲将清代列圣的“深仁厚泽”，名公巨儒的“勋绩议论、嘉言懿行”著之篇籍，因而对当时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有阿谀奉承之辞。同时，他也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宣扬“忠”、“义”，对农民起义抱敌视的态度，甚至亲自组织部队(如“平江勇”)开赴前线，不遗余力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。(二)取材以“先正”为范，排斥了不少很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人物。
如他对清代多尔衮、多铎、济尔哈图等一批开国元勋、王公亲贵，仅因其“勋在册府”而未立专传，减损了其史料价值。
此外，他对一些曾有重大贡献而没能“善终”的历史人物(如鳌拜)，因其被列三十四条大罪，终生拘禁、永不录用而排斥在“先正”之外。
此外，他对当时农民起义的领袖(如洪秀全、洪仁歼、石达开等)，因其封建士大夫的局限而排斥。所有这些，都在较大程度上减损了《事略》的史料价值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。(三)所列“孝义”一门，鱼龙混杂且略显冗余。《事略》于其结构体例之“七门”中，单列“孝义”-rJ，共收107名所谓的“孝义”之士，标举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封建性糟粕，对他们的事迹予以大肆宣扬，暴露出封建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局限。同时，《事略》一方面将“割股疗亲”等荒谬之举极力宣扬，另一方面在具体叙述过程中对这些人物的行状事无巨细，都进行收录，因而有冗长多余之嫌。(四)某些篇章转相抄录，文字有雷同之嫌。
《事略》史料之取材见之于篇籍者，大多出自《清史列传》。如前所述，它虽有补其简略之优点，但勿庸讳言，其中不少段落则明显抄自《清史列传》。
本文《《国朝先正事略》的史料价值浅析》 --- 作者： 余红光， 刘佳婷， 鲁琦